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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脫貧:全國貧困人口最多省份的信念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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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脫貧:全國貧困人口最多省份的信念與行動

貴州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帶頭蹲點調研脫貧攻堅工作,做到既“掛帥”又“出征”、既“運籌帷幄”又“沖鋒陷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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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7日拍攝的貴州省余慶縣白泥鎮和景灣新村全景。按照統一規劃高標準建設的和景灣新村是貴州省的一個易地扶貧移民安置亮點。該安置點目前已有118戶庫區移民、山區貧困農民受益入住,這些村民在當地從事運輸、建筑、家政服務等行業。楊楹 攝

兩年多前的2015年6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在貴州召開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聽取對“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并發出一個極具戰略意義的動員令: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握時間節點,努力補齊短板,科學謀劃好“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確保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

貴州——全國貧困人口最多的省份,更深解習近平總書記這一要求的重大意義。脫貧攻堅在全省“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的高位推展。

“一把手”撲下身子既掛帥又出征

“干部作風還不夠過硬,存在作風不實、能力不足、本領恐慌的問題。”在8月上旬召開的貴州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工作大會上,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委書記黃秋斌說,部分干部對中央和省的政策、措施把握不全面、理解不深刻、落實效果不夠明顯,“我們要正視這些薄弱環節和存在的問題,堅持靶向治療,精準發力。”

如黃秋斌一樣,在這次以電視電話會議形式召開、省市縣鄉村五級干部參會、規模超過2萬人的扶貧工作大會上,貴州省委書記、省長孫志剛和全省9個市州的主要負責人圍繞脫貧攻堅聚焦問題、尋找差距、做出部署,再一次發出向脫貧攻堅中的“堡壘”沖鋒的號令。

“黨委主責、政府主抓、干部主幫、基層主推、社會主扶”,貴州在推進脫貧攻堅中,五級書記抓扶貧、全黨動員促攻堅,逐級傳導壓力,逐級成立由黨委、政府主要領導任“雙組長”的扶貧開發領導小組,逐級壓實責任。

今年春節后的第一個工作日,貴州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就召開會議,對脫貧攻堅工作進行再部署。貴州省委省政府確定2月5日至19日、3月5日至19日為“無會期”,要求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帶頭蹲點調研脫貧攻堅工作,做到既“掛帥”又“出征”、既“運籌帷幄”又“沖鋒陷陣”。

據統計,在兩個“無會期”內,貴州各級黨政干部深入基層蹲點調研1萬余人次,29萬名干部對建檔立卡貧困戶開展了大回訪。

之后,貴州省又相繼發出“脫貧攻堅春季攻勢”和“脫貧攻堅大比武”行動令,確保2017年實現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萬人以上,20個貧困縣、90個貧困鄉鎮“摘帽”的目標。

在今年5月全省第三次大扶貧戰略行動推進會上,2016年脫貧攻堅考核掛末的5名縣委書記的檢討,引發當地干部群眾強烈反響。安順市普定縣脫貧攻堅存在對象識別不精準、基礎資料不完善、幫扶措施不扎實、項目管理不規范等問題,“我深感自責、內疚,且應負主體責任。”普定縣委書記徐德祥在檢討中說,“下一步,我將帶領全縣干部群眾,將脫貧攻堅作為全縣工作的重中之重抓實、抓好。”

“哪個地方脫貧攻堅沒做好,一定程度上就是領導沒帶頭干好。”貴州省委主要負責人說,貴州將全面實行脫貧攻堅指揮長制和聯席會議制度,由省領導擔任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總指揮長,市州縣委書記要把職責扛起來,省有關部門各司其職、密切配合,做到幫扶責任鏈不斷,任務不完成、群眾不脫貧,干部不脫鉤。

不漏一戶、不落一人

中央提出,要解決好“怎么扶”的問題,按照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具體情況,實施“五個一批”工程。近年來,貴州持續攻堅拔寨,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基礎設施日漸改善,產業扶貧取得新進展。

“現在路好了,竹鼠賣到廣東,供不應求。”月亮山區腹地榕江縣計劃鄉加宜村致富帶頭人蒙正林說,以前交通閉塞,信息進不來,農產品運不出去,產業一直發展不起來,村里3000多畝的竹林一直閑置,如今養竹鼠,“綠色資源”能變錢,“今年可帶動4戶貧困戶,戶均增收1.5萬元。”

“要想富,先修路”。自2013年啟動“小康路”建設以來,貴州已建成通村瀝青(水泥)路6.16萬公里,完成縣鄉道改造2890多公里。按照“搬不了就通”的原則,今年8月貴州啟動農村公路“組組通”三年大決戰,2017年至2019年,將投資388億元,對39110個30戶以上具備條件的村民組實施9.7萬公里通組公路硬化建設。

隨著交通、水利等條件的改善,貴州創新農產品產銷對接機制,重點推進蔬菜、茶葉、生態家禽、食用菌、中藥材等短平快優勢產業規模化發展,加快發展具有地域特色的名優產品,預計將分年度累計帶動306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脫貧。

加快易地扶貧搬遷,讓貧困群眾“搬進新房子過上好日子”。

“現在再也不用砍柴為生了。”貴定縣云霧鎮關口村破瓦組腰籮灘寨村民岑明富的老家在深山里,因耕地少,祖祖輩輩只能以砍柴、開荒、燒炭、種玉米維持生活,寨子里的村民幾乎個個是“賣炭翁”。如今,搬到城鎮居住的岑明富搞蔬菜、水果批發生意,收入比在大山里翻了五六倍。

按照規劃,“十三五”期間,貴州將實施易地搬遷扶貧162.5萬人。確定“組組通”大決戰后,又將新增35萬人左右,累計將搬遷約200萬人。貴州要求,堅持以崗定搬、以產定搬,堅持以縣為單位統一建設管理,堅持用好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解決好生計保障和后續發展,實現易地搬遷脫貧、易地發展致富。

生態補償政策落地,既確保脫貧又守護好綠水青山。

根據全省現有森林面積、人均管護森林面積標準(1人管護1500畝森林)以及“貧困戶就地轉成生態護林員”的條件,“十三五”期間,貴州林業部門擬安排貧困戶護林員約10萬人。

2016年貴州省獲得中央財政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生態護林員補助資金2.5億元,在全省66個貧困縣選聘了2.5萬名生態護林員,覆蓋除貴陽以外的8個市(州)。此外,為加快生態恢復,在易地扶貧搬遷中,簽訂搬遷及舊房拆除協議并按期拆除舊房的,每人獎勵1.5萬元。

“扶志”與“扶智”并舉,徹底拔掉“窮根”。

近年來,貴州每年壓減6%的行政經費用于發展教育,各級教育經費繼續向貧困地區、基礎教育傾斜,特崗計劃、國培計劃向貧困地區傾斜。對就讀普通高中、中職的貧困戶子女新增扶貧專項助學金、免(補助)學費、免(補助)教科書費、免(補助)住宿費等資助政策,不讓一戶脫貧戶因學返貧,不讓一個學生因貧失學。

同時,還對農村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實行全員培訓,到2019年擬培訓84.53萬人次以上;對農村55歲以下不識漢字、不會講漢語的少數民族群眾進行掃盲;到2020年,完成電商知識和技能培訓30萬人次,實現縣鄉村三級電子商務服務站(點)全覆蓋。

完善社會兜底保障,脫貧路上不落下一人。

按精準脫貧和“小康房”計劃行動要求,到2019年,貴州將完成51萬余戶農村危房改造任務,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低保戶約25萬戶,并同步推進“改廚、改廁、改圈”行動,補齊基本功能、改善基本衛生健康條件。為從根本上遏制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對貧困人口實行醫療兜底,逐步將政策范圍內報銷比例達到90%以上,大病患者達到100%。

構建全社會“大扶貧”格局

“恒大讓大方的扶貧工作‘強行起飛’,短期內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畢節市大方縣扶貧辦主任朱翔說。《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大方縣多個鄉鎮了解到,當地許多貧困群眾已逐步“走出有形的山、邁過無形的坎”。

恒大集團副總裁姚東介紹說,恒大集團從2015年12月開始結對幫扶大方縣,計劃三年無償投入30億元,通過一攬子綜合措施,到2018年底實現大方縣18萬多貧困人口整體脫貧。截至今年6月底,大方縣已有8萬多人初步脫貧;計劃實施的產業、易地搬遷、教育扶貧等100多個項目陸續投入使用。此外,恒大集團還將捐資80億元幫扶畢節市整體脫貧。

堅持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力量有機結合,貴州大扶貧格局正在形成。2016年底出臺的《貴州大扶貧條例》,明確了各地區、各行業、各單位積極爭取中央國家機關、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中央大型國有企業等定點扶貧部門和單位,對本省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精準幫扶,促進定點扶貧資源和地方資源相結合,形成扶貧合力。

同時,貴州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積極爭取對口幫扶城市對本省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精準幫扶,加強與對口幫扶城市在多個領域的交流合作。

貴州還鼓勵民主黨派、工商聯和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群眾團體和其他社會組織積極引進項目、資金、人才和技術等參與扶貧開發活動,幫助貧困地區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改善基礎設施條件,促進特色優勢產業發展。

強壯脫貧攻堅基層細胞

14個深度貧困縣、20個極貧鄉鎮、2760個深度貧困村,這是目前貴州脫貧攻堅難啃的“硬骨頭”。其中,14個深度貧困縣貧困人口達115.6萬人,約占全省貧困人口的三分之一,約占全國189個深度貧困縣總貧困人口的五分之一。

貴州提出,將全面從嚴治黨貫穿脫貧攻堅全過程,把脫貧攻堅實際行動和效果作為檢驗各級干部“四個意識”強不強的重要標準,以較真促認真、以碰硬促過硬、以問責促盡責,切實做到人員到位、責任到位、工作到位、效果到位。

“對村干部報酬和村級組織辦公經費建立可持續增長機制”、“深度貧困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獲得1次市級以上表彰或連續2次獲得縣級表彰的,在任期內享受鄉鎮副科級干部經濟待遇”……對于深度貧困村的村支書陳杰來說,這些激勵政策讓他干勁十足,“以前貧困村的村干部只能苦熬,現在看到了希望,必須擼起袖子加油干。”

貴州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李邑飛說,將進一步加大正向激勵力度,進一步配強深度貧困地區領導班子,選派精兵強將駐貧困村幫扶,提高貧困地區基層保障水平,引導縣鄉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脫貧攻堅工作上。

為確保脫貧過程扎實、脫貧效果真實,貴州實施“下抓兩級”制度,即市(州)、縣(市、區)黨政班子成員要直接掛帥抓極貧鄉鎮、深度貧困村的脫貧攻堅,在直接抓鄉鎮的同時,還要直接抓3個以上深度貧困村或其他貧困村。考核實行“下考兩級”制度,即對縣(市、區)的考核時,將鄉鎮納入考核范圍;對鄉鎮考核時,將貧困村納入考核范圍。

同時,紀檢監察部門將加強專項督查、民生監督、巡視巡察等工作;2017年至2020年在扶貧領域開展“護民生、促扶貧”監督執紀問責專項行動,以深度貧困地區為重點,緊盯“重點人、重點事”,著力發現問題,嚴懲腐敗行為。(記者 何天文 楊洪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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